对话举报雷闯性侵女生：“希望我是那个让雷闯得到惩罚的人”

女王大人

2018年7月23日，一张举报知名公益人雷闯涉嫌性侵的微信长图在朋友圈刷屏，雷闯于当日做出回应，承认文中事实，表示愿承担相关刑事责任。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警方已注意这一情况，目前正在核实。
7月24日下午，沉默两天后，实名举报公益人雷闯性侵的23岁女孩丽丽（化名）在北京接受了多家媒体的联合采访，首次就性侵事件做出回应。她说，就在3天前，即举报信发出前一天，她刚被诊断出患有重度抑郁。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依据录音整理出采访内容，希望以对话的方式，还原丽丽遭遇性侵和发出举报信前后的心路历程，以及她对公益组织反性骚扰机制的期许。

谈举报：“我连性侵、非自愿性侵这些字都打不了”

记者：你从什么时候知道还有其他人也可能被侵害了？
丽丽：今年6月27号，我通过他们以前的一位同事得知还有其他志愿者也说被（雷闯）性侵，我当时正在坐火车，听到还有其他人被害，我真的太难受了。
记者：但是你没有当即写举报信？
丽丽：当天我就想写了，但是一开始我写不了。我连性侵、非自愿性侵这些字都打不了，打这些字我就觉得特别受不了。我在哪天哪天遭受了性侵，这话我说不出来，试了很久也说不出来。
记者：后来在什么情况下写的举报信？
丽丽：我在北京的医院被确诊为重度抑郁，在接受精神科的治疗那天晚上，我翻看雷闯的微博，发现他还说要把自己的故事拍成电影，我没有办法忍受。举报信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的，我并没有添油加醋，也写了面对这个事情之后我的一些心理变化和我面对的一些问题。
记者：目前，你所了解的和你有相同遭遇的女孩子有多少个？
丽丽：加上我有4个，是我和其他人交换了一些信息得出来的，我不知道是否真的确切，这4个都是他的实习生和志愿者。

谈性侵始末：“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

记者：你最初对雷闯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丽丽：我高中的时候就看过他的照片，是一次行为艺术，我对他这个人有印象。我参加徒步是他的同事到我们学校来宣讲，当时我并没有关心乙肝社群的议题，只是觉得徒步五百公里很有趣，然后决定去了。当时在新闻中、在雷闯的个人简介里、在朋友的口中，雷闯都很年轻的公益领袖，很执着、正面的形象。
记者：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对他印象怎么样？
丽丽：在路上的时候，大家前两天没有怎么搭话。徒步的人中单身女性只有我一个，加上年龄比较小，同时，我也是唯一一个跟他不怎么熟悉的。在那之后，他经常会和我讲话。徒步的过程中，雷闯会单独请我吃饭，去景区玩的时候，会单独叫我。怎么说，我感觉有点太肉麻了。
记者：雷闯在声明里说，他做了一些有好感的举动，但当时你并没有拒绝？
丽丽：我不知道他对拒绝的定义是什么。他喂我吃麦旋风，我说我自己来，他喂我吃葡萄，然后我不要，自己拿了一颗。这就是拒绝。
记者：事发当天晚上的情况你还愿意说一下吗？
丽丽：那天雷闯告诉我说，最后这个四十公里任务比较紧，（警察说）只能三个人进北京。直到今年我才知道，当时其他队友回忆的情况并不是这样。警察说的是晚上大家可以住在一起，而不是只有三个人进入北京。队友也打电话问过雷闯说要不把酒店一起订了，雷闯说不用订。
记者：具体那天晚上是什么情况呢？
丽丽：我站在房间门口，和雷闯说一间大床房不行。雷闯说，不要担心，我们在路上又不是没有混住过。他还说，如果我不愿意，他可以睡在地上。我觉得非常不合适了，但又不想和雷闯翻脸。我感觉我要是出去单独住，就表现出我不信任他。
记者：然后他对你做了什么？
丽丽：洗澡后，我穿着白天的衣服坐到床上的时候，他就突然坐过来，然后把灯关了。说完“睡觉吧”，他做了一个很亲密的动作。当时我还在和他讲事，他很重地把我搂着，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
记者：你有没有表示拒绝？
丽丽：我努力岔开话题，把能说的都说了。最后一次比较明确的拒绝是我和他说，现在没有安全措施，不行。结果他就马上拿了一个避孕套出来，我有一种完蛋了的感觉，觉得再说什么也没用了。
记者：当时你有反抗吗？
丽丽：没有，全身就像一块木头。

谈事发后：“受害者这三个字打出来尤其痛苦”

记者：事后你对这次徒步的感受是怎样的？
丽丽：我去徒步之前刚过完生日，刚刚开始20岁，很盼着能够把徒步这件事完成了，就可以很从容地跟别人讲，我真的做了一件很棒的事。事发后，徒步的意义就变了，可我还是要到处宣讲，我还要讲得很有意义，这对我来说很难。
记者：事情发生当天晚上有没有情绪的波动？
丽丽：我只是很困惑，雷闯是公认的好人，一个好人对我做了这样的事，它是不是合理的？我当时没有想清楚，我只是在想成人世界的规则是不是就是这样的，男生和女生的关系是不是就是个样子的？
记者：事后，雷闯是什么态度？
丽丽：他很模棱两可。我在第一时间说，我要跟我们共同的朋友打电话，被雷闯拒绝。他跟我说，让我继续当他的小妹妹。他一直说，我们可以保持这样的关系，我当时不敢问这是什么关系，因为我不知道会听到什么答案。
记者：这件事给你带了什么影响？
丽丽：在这个事情之后，我没有办法看同类题材的电影，怕想起那天的事。
记者：事后，你们还保持联系吗？
丽丽：事后我跟他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也是有发生性关系的，对我个人而言，是非常非常的痛苦。而且他又会吼我，让我难以忍受。
记者：既然第一次是强迫的，为什么事后还会愿意跟他有身体上的接触？
丽丽：其实我也很想问，我去做心理咨询，医生觉得这是对心理创伤的一种保护机制，受到心理创伤的人所采取的方式可能并不是大家逻辑上成立的那种，就像房思琪说的，她说“我必须爱老师，我必须和这个人保持下去”。
我最后要承认自己是受害者这件事，是我几年努力的结果，我不是一开始就愿意承认的。“受害者”这三个字打出来尤其痛苦，因为它让我面对的是雷闯和雷闯所代表的一切对我而言都幻灭了。

谈这三年：“回来之后起不来床了”，被诊断为重度抑郁

记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寻求医生的帮助？
丽丽：2016年底，在我老家接受心理咨询，医生可能比较水，两分钟就给我药了。写举报信的前一天，我在北京被诊断为重度抑郁。
记者：和同学交往会有影响吗？
丽丽：大家都以为我闭关了，不怎么参加活动。我从2017年开始精神状态就不是很好，雷闯还打电话问我：“和我搞过之后，还有没有和其他人搞过”，我当时就直接吐了。挂了电话之后，我的室友都走了，我就一个人在那里嚎啕大哭。
记者：这三年里，你有没有向外界寻求过一些帮助？
丽丽：当时觉得已经过去了。但我发现被性侵之后，回来之后，起不来床了。以前我生活非常自律，五点半六点就起来跑步，但后来我发现自律的能力消失了。我从90斤胖到105斤，我没怎么仔细照过镜子，长到120斤，才知道自己已经变化这么大。
记者：雷闯最近一次联系你是什么时候？
丽丽：最后一次联系是我主动联系他，因为我在公益机构工作，项目组把我的简历发给对方，简历上我参加过益行去北京。项目负责人问我，你是不是和雷闯有过啊？当时吃饭的时候，我手都在抖。后来我在换手机之前，给雷闯打了最后一个电话，告诉他不要再把我像谈资一样地讲了。
记者：当时他是怎么说的？
丽丽：他就说“哦”，就这样。
记者：你的家人知道这件事了吗？
丽丽：知道了，我妈妈跟我说她对不起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就一定可以快乐幸福地生活下去。她特别棒的一点是支持我，不觉得我是丢人现眼，跟我讲了她经历过类似的事情，给我勇气，她说我做的比她好，她为我骄傲。
记者：之前为什么没选择告诉你的家人？
丽丽：对任何人来说都很难开口，要向最亲的人展示这件事。我担心他们会因为这件事情受到很大打击，担心他们会自责。
记者：后面有什么打算？法律途径会考虑吗？
丽丽：考虑过，会有这个可能。

谈反性骚扰机制：“望有专门独立的委员会处理受害者举报”

记者：这几天你是怎么过来的？
丽丽：写举报信那天，精神状况不是特别好，发出来之后也很担心会不会被骂，主要是特别担心会不会大家都不相信我。还好我自己的朋友圈是个比较有性别意识的，大家看到第二封声明的时候也没有马上倒戈。因为朋友之间的支持和信任，觉得有了一点力量。
记者：怎么看支持雷闯的人？
丽丽：我也看到了一些激烈的评论，但我也不觉得这是一种伤害。我觉得整个公益行业需要自省，需要净化，这是非常紧迫的一件事情。我接下来想把力量全都用在反性骚扰机制的建立上。写举报信的时候没有想这么多，只是想让雷闯住手。
记者：举报信发出之后你有什么感受？
丽丽：真的这样做了之后才会觉得，我不能让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我不想复仇，因为他做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我回不去三年前了。只是想让他住手，不要让其他人受到伤害了。
记者：你说你担忧曝光此事会影响公益界的发展，为什么？
丽丽：我一直都在担忧，包括先接受圈内媒体采访的原因之一就是不希望让如履薄冰的公益没有任何出路。但是就跟刮骨疗毒一样吧，公益界能迅速的发出反应，迅速的得到回应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行业比其他行业更有意识在，我相信这个行业，还可以变得更好。
记者：之前想过跟理事会沟通，后来放弃了是为什么？
丽丽：隔得那么远我不可能去看着理事会是怎么做的，而我要保证举报效果的话，可能就要面对雷闯，这个并不好。我的举报信没有提供非常确凿的信息，我是在用我的形容来证明事情的真伪，加上个人的信用，加上公益圈的，会更容易受到重视。如果我把此事捅向内部，对我来说是有利的，但是没法促进行业的思考。
记者：这样对你会有更有压力吗？
丽丽：对于我本人而言目前还没有太多困扰。最大的担心是怕我以后的生活会有影响，怕我以后被大家提起来都是“被雷闯性侵的那个人”。我希望大家记住，被性侵不是我的全部。我希望大家提起来会说，我是那个让雷闯得到惩罚的人，是因为我是一个勇敢的人，抗争的人。
记者：你觉得这一事件还反映出哪些问题？
丽丽：我是雷闯的志愿者，不代表我和他没有牵连关系。他是我信任的人，他的年龄经验道德光环，都会让我更信任他，这些都构成权力关系的一部分。我受他指导，在这个徒步的过程中，我受他安排，这些都构成了权力关系。
与此同时，反性骚扰体制机制没有完全建立，我希望我们外围能有这样一个机制，比如说有一个专门独立的委员会，可以去找他们举报，这个行业内部如何自律，机构也可以给出建议，不要像我一样通过朋友圈去举报。